周振鶴:談談我對《水經注》的認識

周振鶴

2019-07-06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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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不可無一 不容有二——談談我對<水經注>的認識》,收入《看山是山》(周振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原文有注釋,此處刪略。
周振鶴
“不可無一,不容有二”是清人沈德潛對《水經注》一書的贊語,可謂貼切之至。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自古以來就極端重視水利的國家,如果沒有一本既專門又精深的記述水道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水經注》正是這樣一部“不可無一”的著作。但是《水經注》又寫得太精彩太出色,以至于無人敢東施效顰,狗尾續貂,于是在中國歷史上竟然沒有再出現第二部可以與之比肩的著作,遂使其成為一部“不容有二”的絕世之唱。
中國自古以來是個農業文明社會,水是國家社會的命脈。水患之治,水利之用至關緊要。因此對于河流水體的記載在中國典籍上出現得很早,很詳細,甚至蔚為專門的篇章與著作,這與同時期的西方文明相比是一個顯著的特色。大約成書于春秋戰國之際的《禹貢》,以大禹治水的敘事,記錄了三十五條水道的分布及其相互關系。戰國秦代之際的《山經》雖然以記山為主,但仍然以山系水,詳細記載了三百多條河流的分布,簡略說明其源出、流向和歸宿。而專門以河流為主要記述對象的文獻恐怕要以《海內東經附篇》為最早,雖然篇幅很短,所記河流數量很少(僅二十六條),從地域范圍來看,卻是秦代主要河流分布相當全面的記載,故似可將其視作秦代水經。
到了漢代,出現長期統一疆土廣袤的局面,于是《漢書·地理志》有條件記錄西漢時期的三百多條河渠,成為當時河流水體最完整最全面的記載。《漢志》諸水的記載或系于源出地,或系于終結處,而且規模較大的水道,還載明了流經多少郡國。這么多的水道的基本要素如此清楚,說明西漢時期在中央已經保存有關于全國重要河流水道的基本資料。《漢志》是班固依照自己設計的體例,將西漢時期各類專項地理要素按政區體系割裂編排的結果,所以每條水道的記敘內容雖戔戔數語,其綜合背景卻是一個全國水系,其所據必定是當時已有的西漢境內水道的測量記錄資料。由天水放馬灘地圖與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我們可以看出實測的水道資料在地圖上的顯示。雖然這兩幅地圖所描繪的一些水道或許屬“輕流細漾”,不足一提,或許未入班固所依據的史料之中,但《漢志》關于水道的記敘必定依賴于此類基礎資料才能寫成,是顯而易見的道理。而且記載西漢時期全國水道的資料,顯然比后來酈道元所注的《水經》還要豐富得多,因為后者所記也僅有一百三十來條水道而已。這也就是我推測在古代,水經所指不但是一部專書,可能還是一類書,撰寫水經是中國古代傳統的思路由來。
進而言之,東漢時期《說文解字·水部》的記載,雖只記單名的水道,記述簡略,但也具備出山、流向及歸宿三要素。而且在《漢書·地理志》中未出現的馬王堆地圖中的深水,卻在《說文》中見到,說明《說文》所據也是水經類型的資料,而將其分部別居,系之于相關文字的部首之下而已。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水經則可肯定是成為專門著作了,但到底這個時期是只有一種水經,還是有多種不同的水經并存,則尚無定論。不過對酈注《水經》的復原工作方面,則目前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在中國思想史上,水也有著特殊的意義。老子云:“上善若水。”孟子比喻人之性善,“猶水之就下”。而在對現實世界的考察中,酈道元《水經注》對水也表達了一種特殊的感覺,自序一開頭就說:“《易》稱天一以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并矣。”而在《河水注》中有“水德神明”的引語,又引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財也。”在《巨馬水注》中又有“水德含和,變通在我”的述語,可以約略見到酈道元視水若神的思路。中國人重視水經的傳統或許也與這些認識相關,還不止于實用的需要。酈道元所在的時代是魏晉玄學興盛時期,雖然《水經注》是實學著作,但從以上《水經注》中的這些話,或許說明酈道元立意著述《水經注》時,未必不受到由道家與儒家融合的玄學的影響,雖然最終其成就卻體現在地理學領域之中。
《水經注》之所以達到當時地理學發展的新高度,是因為具備了一個全新的地理學視角,采用了一種以河流水道為代表的自然地理框架來容納人文地理及其他自然地理內容的寫法。這個視角正與《漢書·地理志》所建立的以政區為基本框架來容納自然地理及其他人文地理內容的撰述體例,形成強烈的對照,令《水經注》在傳統綿長的正史地理志—地記—圖經—地方志及全國地理總志為代表的傳統地理系列著述之外,顯得特別突出。從而使得《水經注》自行世以來,就受到眾多學者極大的重視與推許。對《水經注》的稱譽歷代皆有所聞,而在清代達到高峰;對《水經注》的研究也歷經宋、明,而在清代臻于至盛。《四庫全書》的編纂是所謂“康乾盛世”文治的代表,包容了傳世的3500多種書。在全書完工后,四庫館臣給乾隆皇帝寫了一個很長的進表,舉出這幾千種書中極少數的杰出代表作,《水經注》就是其中的一部,獲得了“酈注桑書,剖源流于地理”的美譽。說明在清人的心目中,《水經注》被定性為中國歷史上地理書的杰出代表。也因此,《水經注》在清代得到了學者們的集體關注,許多人專心致志于《水經注》佚篇的鉤稽,經注的厘清,異文的校勘,失誤的訂正。爭相以復原《水經注》的原貌為榮譽,甚而造成著名的趙戴公案。潮流之盛,甚至連皇帝本人也以能糾正《水經注》之誤為榮。
清代學者的集體貢獻,使我們至今有一個基本可靠的《水經注》校本可供進一步的研究。民國以還,又有許多杰出學者究心于此,從王國維到胡適,無不致力于《水經注》研究。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歷史地理學科在中國逐漸形成,《水經注》被視為最重要的歷史地理典籍之一,進一步將《水經注》的研究往縱深方向拓展。近數十年來,更形成了所謂“酈學”這樣的專門學問,在文獻學、歷史學與地理學方面均有可觀的成績出現。其中,陳橋驛先生著述尤多,是當代酈學名家。但是不可否認,《水經注》的研究實際上還任重道遠。
《水經注》研究至少有三方面內容,一是文獻學研究,必須盡量搜集現存齊備的版本,以進行文字校勘,使研究者先有一個可靠的最接近原本的本子可以使用。二是史源學研究,探知《水經注》文本的史源,盡量厘清編述與實勘的成分。三是地理學的研究,復原六朝時期的河流水道以及人文地理景觀,編制出新時期的《水經注圖》來,并且盡可能上溯下行,與古代的水文地理及后代的,乃至今天的水道系統作比較,以古為今用,為今天的地理環境的優化做出現實貢獻。以上三方面研究是相互聯系的,許多想當然的事,在深入研究中就會出現新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使《水經注》的研究得到新的推進。而在實際上,尤其是從上述《水經注》成書過程的分析來看,對《水經注》的研究與其他傳世文獻相較,還有其特殊之處,即史源學研究的重要性絲毫不低于版本學研究。只有弄明白《水經注》的成書過程,我們才能更好地找到其文本的源頭,以促進下一步的研究。在這里,我只要簡單地舉一個例子,就足可理解。
在最新的《水經注》文本研究成果,即中華書局版的《水經注校證》卷二《河水注》中有這樣的一段話:“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這最后一句的三個地名中,禪善(鄯善)至今仍在,屈茨即《漢書·西域傳》之龜茲,即今庫車,而烏夷到底指何處呢?單純對照各版本《水經注》皆無法作出正解。當然,如果從釋氏《西域記》本文去追尋,或許這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可惜道安所撰這本《西域記》已佚。但如果比照另一本傳世的著作,就會明白,這“烏夷”之“烏”乃是“焉”字之誤。章巽先生在研究《水經注》與法顯《佛國記》關系時,摘出《水經注》里的另一段:“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徑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這其中的“烏帝”一語更是兩字皆誤,而究其實則為“焉耆”之訛。同理,上述“烏夷”也一樣是傳寫之誤。可惜《水經注校證》未注意到章先生這一早就發表的成果,而一仍其誤。可見如果重視《水經注》的史源,以其所引用諸書來作深入探研,則對《水經注》本身的研究必定會有所促進。
許多現代的研究者認為,《水經注》主要是作者親自踏勘調查所得的成果,因此在作者未親自履歷的地方,其記述就可能出現錯誤。這種想法其實很早就有了,所以《四庫全書》中的《<水經注>提要》說:“至塞外群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為傳聞失實。”換言之,此語在客觀上等于認定《水經注》是酈道元足跡所經處的實錄與未經之處傳聞的結合。實際上,這種看法并不正確。《水經注》里確有酈氏親自踏足之處,所以在書中他對幾處實際地理情況與載籍記述之間的矛盾,做了合理的辨析。在引述他人著作時,也注意到該作者是否親睹該水。但就全書分量而言,大部分內容是從相關的載籍摘取匯編而來,實勘的小部分主要多是因公旅行時所進行。業師譚其驤先生曾言:“古今有許多學者認為,全部《水經注》內容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詞句外,便都是酈道元根據他自己調查、考察、研究所得寫下來的,這是極大的誤解。”又說:“酈注與班志一樣,主要貢獻也是在于酈道元纂集了大量的前人地理著作,而不是根據他自己親見親聞所記下來的那一小部分。”所以《水經注》發生某些錯誤的原因主要并非因作者未作實地調查研究,而是征引典籍時出現的毛病,或誤引,或張冠李戴,或隨意附會所致,這一點實不必為尊者諱。
有學者認為酈道元自序中“訪瀆搜渠”四字,是親自踏勘的意思,其實不然。這里的“訪瀆搜渠”必須要從上下文語境來進行綜合考索。酈道元在自序中早已表明他自己“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他所做的主要大事,是將他所能看到的各種著作里的地理材料,按照河流水道的分布,一一安插到合適的位置上去,建構成一個新的地理體系。這種創造性貢獻的特點,簡而言之,或許可如古人所總結的所謂“因水證地,即地存古”。這個工作貌似紙上談兵,卻是在學術領域做了一個嶄新的貢獻。而所謂“訪瀆搜渠”四字是要放在“輒述《水經》,布廣前文。??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的大語境中去體會的,也就是說,道元先以《水經》為骨架(“輒述《水經》”),再將前人之文(“前文”)加以演繹(“布廣”),將從前人書籍中訪來的瀆,搜到的渠,按照枝流吐納關系,以及水流沿路的相關各類地理資料,組成一個完整的地理系統。
事實上,要將載籍中“亂流而攝詭號”、“直絕而生通稱”的河流名號分辨清楚,并且將“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的水道體系整理清楚,并在文字上清晰表現出來,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酈道元做到了。他將大小一千多條河流一一梳理清楚,安排妥貼,尤其是要將河流的各級支流都敘述到(漳水并不算長,卻連四級支流都涉及了),而又不能錯亂,真是太難了。之所以要“訪瀆搜渠”,其意義端在于此。所以他坦白承認其著作的出現是因為空閑時間太多,擔心虛度了年華,所以才拿《水經》來消遣,將“前文”加以“布廣”,而結果卻衍繹為一本空前絕后的大著作。如果他前文自己已經說過對“尋山”與“問津”并無興趣,而后面又說“訪瀆搜渠”是親力親為,那豈不是一個大矛盾?
不過也因為酈道元的主要工作是紙面上的訪瀆搜渠,所以有時也會出現對“前文”過度“布廣”的情況。譬如,錢大昕在《潛研堂答問》卷九中說:“漢初功臣侯者百四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考得十之六七。”漢初功臣侯國所封何處,東漢時班固尚且說不明白,四百多年后的酈道元何以多能坐實呢?他掌握的有關西漢歷史的文獻資料并不能超過班固,所以考得“十之六七”的事,也恐怕就未必都靠得住了。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水經注》難盡信”一條中,就舉例說明“《水經注》載漢時侯國難以盡信”。但今人大約未注意到《養新錄》此條,而且誤讀了錢氏前一句話,以為“在侯國的建置興廢中,《水經注》的記載超過《漢書》”,并認為這一點“說明了酈氏用功之勤,也說明了《水經注》在這方面的史料竟超過《漢書》”,因此“在史學上具有重要意義”。其實,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明白錢大昕所說酈道元考得十之六七的是“封邑所在”,亦即這些封邑的具體地望,并不是侯國建置。而且所考得的那十之六七,正確與否,仍須后人予以驗證,并非全是可以直接援用的成果。
陳橋驛先生曾總結說,“酈氏撰述《水經注》,其方法從實地查勘、稽核地圖、引征文獻以至訪問外國使節”而來,這樣說自然很全面。然究其實,征引文獻實占其中的大部分。而古人在征引前人文字時,又為行文之流暢可讀,往往不具引書名作者,甚至有時只概述引書的大意(這其實不獨酈氏為然),使得后人以為《水經注》中除注明出處外,全書大部分為酈氏所著,于是有時就會對文本產生誤讀現象,以至對酈道元以北朝之臣而行文竟用南朝年號的情況曲為之解,認為道元有大一統思想,這就未免有點謬托知己了。其實酈氏不過因為直接摘用南朝人的文章,自然不改其年號。更有甚者,《江水注》中還有實指宋文帝的“今上”一詞出現,豈非更大逆不道?其實這一點也早已由顧炎武《日知錄》“引古必用原文”條所揭示:“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州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増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時,其后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為嫌。”也就是說,作文時引用前人的文字必定要用原文,并非酈道元出了毛病。包含“今上”在內的一段文字是從盛弘之《荊州記》照抄來的,并未因酈氏仕于北朝而改稱南朝的“今上”為夷酋之類。
事實上,酈道元的喜歡讀書,早見于史載。《北史·本傳》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自《水經注》行世以來,尤其是自宋代以來,《水經注》就已以征引文獻之豐富,為學者所矚目。明代朱謀《水經注箋》對征引典籍已作部分溯源考訂,現代學者鄭德坤更詳細考證出明引的典籍有436種。但是現有研究清理《水經注》征引文獻數目,均以明確標注書名、撰者為限,對傳統撰著方式中引而未注、撮取文意的征引(或可稱“暗引”)則未能全面揭示。如果再認真追尋其暗引的典籍,并大致估計其分量,更可清楚看出《水經注》的基本內容應該都是來自六朝及其以前諸相關文獻。
有鑒于此,我建議復旦大學的夏婧博士后,從文獻學角度來探究一下《水經注》有多少成分是暗引的。隨后,她在博士后出站報告中指出,暗引材料若不仔細甄別,實難以確知。“如陳橋驛指出酈書引稱《法顯傳》僅八次,所計顯然以文中明確標出‘釋法顯曰’‘法顯傳曰’為據。而比對《法顯傳》,可進一步判定卷一《河水》大半篇幅均出其書。”又“如卷三七《夷水》篇內基本沒有標示征引書名,偶有一兩處提及‘盛弘之以是推之’,‘袁山松云’。但借助唐宋類書保存的文獻片段,可以確定通篇幾乎全部采自盛氏《荊州記》、袁氏《宜都山川記》、《荊州圖副》等典籍;又如卷三六《沫水》,從逐條內容推證,也可判斷相關敘述皆本于常璩《華陽國志》、皇甫謐《帝王世紀》等。”
進一步研究,則會想到,酈道元引用典籍數量甚巨,一方面有檢索之難,另一方面,這些書是否都唾手可得?因此會不會有間接輾轉引用的可能?也就是引用類書或其他現成的注書,如《史記集解》之類?經過考證,夏婧認為,“酈注對傳世典籍的援引,往往存在輾轉他途的現象,比如最大限度地參考借鑒某書已有的集注、集解本。一些生僻或稀見文獻的獲得可能即出此法。進而言之,注釋中某些錯誤觀點的形成、材料引文與通行版本間的文句差異,或許也與這些隱性文本的存在有關”。此外,酈注未標舉引書來源的原因,還有可能是因為出于匯考群說,或者拼合同一書不同章節敘述的征引方式等情況。
要之,根據李曉杰等人對汾水與渭水諸篇的史源學研究與夏婧等對全書的抽檢,《水經注》全書是以征引同時及前代典籍為主要成分,而不是以個人的實地考察為主要依據,是完全可以斷言的。
有了以上對《水經注》史源學方面的基本判斷,對于復原一個最接近本來面目的《水經注》版本是有絕大好處的。因為研究者可以根據《水經注》所引書的原版,對現存《水經注》各版本進行必要的訂正,如上文我所舉的由《法顯傳》來訂正《水經注》的例子。當然,反過來的道理也一樣,未嘗不可以《水經注》來訂正其所引之書,只要你有能力確定誰正誰訛。當然這樣的例子也不會很多,因為《水經注》所引書大部分已佚,正需靠《水經注》來進行輯佚工作。但這個道理卻是重要的,對《水經注》版本研究有促進的作用。
就一般的印象而言,趙一清《水經注釋》四庫本、戴震主持校刻武英殿本,已經為公眾提供了盡可能好的《水經注》校本。而且從殘宋本以下的各種存世的不同版本的《水經注》,經過明清與民國時期諸家接力似的裒集,到民國時期為止,也已經齊備了,于是《水經注》的版本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一是上述校本并非盡善盡美,還有改進的空間。例如趙、戴校本讀來也仍有疑問,上文所舉《河水注》中的“烏夷”與“烏帝”即是顯例。因此在今天進一步追求一個更加完善的新校本是完全必要的。其次,就整體存世的《水經注》版本而言,我們也不能斷定絕無遺珠。第三,也很重要的一點,在現存三四十種《水經注》的主要版本中,它們之間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是一個接力般的直線體系,還是存在著不同性質的差異?
譬如說,明代朱謀?的校本是“三百年來一部書”,與清代趙、戴校本現在都算作《水經注》的版本之一,但這一類版本是經過后人整理校改過的版本,或者說是刻意造成的“新”版本。除此而外,另外是否還有一類只是經過簡單的傳鈔或刊刻,而未經學者加工改造的版本?如果有,那么這些版本似乎應當分為兩途來對待。如果簡單化地作一個比喻,前者似乎是衍生態的版本,而后一種則近乎原生態版本。那么我們在對“衍生”版本投以很大的精力進行研究時,是否也應該對“原生”版本的長處予以足夠的注意?
事實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李曉杰等人在去年就已發表了關于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水經注>現存主要版本考述》,這篇文章體現了《水經注》版本研究的當下水準,這一成果不但包括他們新發現的本子,而且對前人的版本論述提出了修正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將已經發現的各種版本分成古本(保留宋本原貌)與今本(已經校改過的)兩個系統,以利于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厘定出一個最接近原本的《水經注》本子來。根據他們深入的研究,已經發現個別明抄本當中含有殘宋本所不具備的內容,說明復原一個比殘宋本更早的古本《水經注》是值得期待的。
版本研究是《水經注》本體研究的前提,但這絕不是說我們只有等版本研究過程結束之后才能進行本體研究。恰恰相反,對《水經注》進行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經常會出現單純版本研究意想不到的后果。如通過對《渭水篇》的研究,李曉杰團隊就發現明末陳仁錫本的文字內容最接近吳琯、陸弼校刊本,而不是黃省曾本。更進一步,即使現存所有版本都不存在疑問的地方,在歷史地理研究方面如果過不了關的話,也一樣可以證明版本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錯誤。這一點,清人的研究也已有“審地理”的先例,今人也借此考證出一些錯簡之處,在在說明《水經注》本體的研究是與版本研究相輔相成的。
至于《水經注》的地理研究,上面已經說到,從清代中期就已經發其端了。當然,自宋代以來,就有人將《水經注》作為古代城邑定點的根據,這已經是地理研究的先聲了。到了清代,學者們爭先將《水經注》的記述與當時的水文地理實況相對照,取得許多新認識。說實話,乾隆批評《水經注》記述的一些錯誤,將原因歸于酈道元非親履其地,也可算是一種地理性質的研究。而將《水經注》文本以地圖的形式展示出來則是另一種類型的地理研究。清代自黃儀以來,董祐誠、汪士鐸以及楊守敬、熊會貞都繪制過《水經注圖》,但黃圖、董圖已佚,汪圖只存補繪圖二卷,近似于示意圖。楊氏《水經注圖》開始使用具有經緯線的地圖作底圖,略具現代意義。民國時期鄭德坤始以現代實測地圖為底圖而繪制水經注圖,但可惜只有總圖存世,不能反映細部情況。20世紀50年代以來,譚其驤師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充分利用《水經注》的記載,并經過深入考證,復原了六朝及其以前的水道以及其他地理現象,使繪制專門的《水經注》圖有一個很好的前提條件。
從整體范圍看,由于地球科學與數字化地圖學近年來的長足發展,為歷史時期地貌的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基礎,例如古河道的復原與地圖繪制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精確,因此將《水經注》文本研究與精細的歷史地理研究相結合,并繪制出精細的《水經注》圖的可能性已經明顯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四年以前,李曉杰的團隊已經就范圍稍小的汾水流域作了一個解剖性的地理景觀復原研究,取得顯著的成績。在這個研究中,所繪制的流域地圖是目前最大比例尺的歷史地圖,其詳盡程度遠過于譚圖第四冊的相關地域。所收獲到的不僅是歷史地理學方面的進步,而且也對《水經注》文本有更深的認識,所以接著才有對于《水經注》版本的深研,以及對更大范圍的渭水流域進行研究的基礎。而《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不但是前人提倡過的編纂《水經注》新版本與編繪《水經注圖》的部分實現,而且比任何前輩對《水經注》研究的期望更具前瞻性。關于此書對前人研究的推進,李曉杰已經在前言里作了總結,簡而言之有以下六端:文本的校勘精度、史源學的探究、佚文的輯補、水道分布與政區設置的復原以及渭水流域釋圖的編繪。循此以往,再接再厲,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水經注》全新版本以及六朝時期及其以前的河流水道的面貌的整體復原完全可期。而且將本書的渭水流域圖與今天該流域的水文實測圖相比較,可以清楚地發現,一千多年來,我們究竟損失了多少水資源,進而明白人類應該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接連三項有關《水經注》研究的較大成果的完成,也說明了另外一個道理,就是這一項研究工作非要有集體性不可,以一個人之能力與精力,難以完成逐字逐句吃透文本的工夫,以復原一個好版本,同時也難以完成《水經注》地理學層面的研究任務。日本學者對于中國古籍常常以讀書會的形式,集體研讀,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取得較出色的成績。李曉杰團隊數年以來也采用類似的形式,不求躁進,踏實用功,一步一步走去,希望以局部成績的積累而竟其研究之全功,這種形式與態度均是可取的,也由所取得的成果證明是可行的。當然也還有一個期望,是該團隊能進一步將研究成果與地理信息系統相結合,這樣既能與今天的地貌相映襯,又便利于相關的研究者利用。
業師譚其驤先生曾有意深研《水經注》,平日里一有什么關于《水經注》研究的想法,就寫入一個專門的筆記本,希望在完成《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后,能騰出時間來專門寫作《水經注》研究文章,尤其是從地理學角度來闡發《水經注》的成就。可惜他在歷史地理研究方面需要解決的難題太多,竟終其年不能專心于這一領域。我的眼界與見識都淺得多,雖也想從事此項研究,但只在剛入歷史地理門庭之時做過一篇小文章,以說明從地理學視角出發研讀《水經注》,可以解決從純粹文獻學角度不能解決的文本錯簡問題。此后因為旁騖過多,蹉跎至今也未能遂愿。今李曉杰偕其指導的學生有志于《水經注》的專深研究,在一個相對較大的流域范圍內真正做到了文獻學、歷史學與地理學三結合的新成就。可以想見,循此而往,積步計程,《水經注》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將是本世紀可以期待的學術成就。
責任編輯:饒佳榮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關鍵詞 >> 歷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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